我的回忆
（作者：李凤云）
掸去岁月的风尘，寻找早年的记忆。
岁月的流逝，带走了我的记忆。步入花甲之年的我，对小时候的记忆已经很淡了。近日，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要将仅有的支离破碎的记忆，笔录下来，以示后人。
出生
1947 年 9 月 28 日（农历八月十四）的傍晚，我出生在冀、鲁、豫交界处的一个穷苦的农村——卞辛庄。
在我三岁的记忆中，家里只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一年之后，有了二妹。我八岁零四个月添了三妹。又七、八年过去了，在家里人都盼望着添一个男孩的时候，盼来了四妹。
我的弟弟来到这个世界上很晚。是在我成年之后，也是在全家人企盼很久之后。当时，我的母亲已经年近五十岁。小弟和四妹均出生在河南省长垣县武邱乡三义村。该村位于黄河西岸，属于黄河滩区，常发大水。
我们家到了父亲这一代，已经是三代单传了。父亲有一姊一妹，也就是我的两位姑姑。因为我们家每一代都是女孩儿多，所以我们家的亲戚就多。在众多的亲戚中，我记忆最深的是我的姥姥家和姑姑家。
姥姥家
姥姥家姓刘，是孔胥平村的，距离我们家七八里路。姥爷务农，但精通木匠活儿，会做各式家具，还喜爱拉弦儿，喜欢结交曲艺人。姥姥家是中农成分，旧社会有几亩好地，生活相对宽裕。母亲说，农闲时姥爷常邀请说书唱戏的人来村里说唱，他帮着拉弦儿，并管吃住。姥爷在村里算得上是能人，多才多艺，所以威信很高。村里大事小情都喜欢找他做主。加上刘姓是大家族，姓孔的只一两户，且与刘姓还是亲戚关系。也正因为此，解放前夕和解放后舅父一直是孔胥平村的党支部书记。母亲说，我姥爷是在他五十多岁时去世的。是给人帮忙被传染上了急性霍乱病，只一天多的时间就故去了。小时候也听奶奶说过。奶奶对我说：“你姥爷在传人那年死了。”母亲听了还很不高兴，说奶奶胡说。这说明当时霍乱病肆虐流行，死伤人很多。
姥姥刘高氏，身材高，是本乡龙卧村儿高姓人。早年家里富有，解放后土改时，已经完全败落，家里地产所剩无几。所以，高家才没被划成地主富农。
母亲，在家排行第四，两姊一兄一妹，共五人。我对三位姨母的印象不深，来往不多。我对姥姥的记忆较深的是小时候的两次。一次是我三四岁的时候。记得白天与姥姥在地里看瓜，晚上与姥姥在打麦场里睡觉。我给姥姥带去的咸鸡蛋，她一个都没舍得吃，给我留着吃。记不清在姥姥家住了几天。只记得咸鸡蛋吃完了那天，母亲把我接回了家。再一次是姥姥生病了，去看望姥姥。母亲抱着二妹，我一路走着，我感觉姥姥家很远很远，走得很累。现在想来，大概是夏末秋初，我已经五六岁了。记得母亲给姥姥煎药、洗衣，我看着二妹。当天住下了，晚上睡觉有很多蚊子。母亲用凳子支起来，上面罩一条被单让我睡在下面。母亲抱着二妹睡，不断用扇子扇着驱赶蚊子。
第二天，又来了亲戚。说是我四姨，带着两个孩子。大的是我表姐，小的不知是我表妹还是表弟。下午，我们娘仨告别姥姥回家了。
从那以后，我才知道姥姥家还有一个很大的后院。里面长满了芦苇，还有口枯井，很荒凉。村西头有一大片梨树林，是姥姥家的。母亲说，结的梨个儿不大，但长熟后又香又甜。这种梨树，全村只有姥姥家有，是姥爷种的。想来，这种梨我是应该吃过的，可是记不起来了。
姥爷去世早，我不记得了。对舅舅家的人印象较深。表姐出嫁，表哥娶媳妇，我都有印象。有一次，母亲突然对我说：“自从你表哥娶了媳妇，你妗子对你姥姥好多了。”母亲对我说得最多的，还是关于二姨的事儿。她说，你二姨的不幸，是不该让她嫁给一个地主家的儿子。尽管姥爷给她做了上好的嫁妆，可是她婆家还是看不上眼（母亲说，二姨的嫁妆件数最多，质量也最好）。因为婆家人瞧不起，二姨受不了窝囊气，没过多久，在一个月黑风大的夜晚，发疯跑回了娘家。说啥也不回去了，草结了短暂的第一次婚姻。二姨所有的陪嫁，包括衣物，婆家一点儿都没给。
从此，二姨再也不出娘家大门，整天在家里生闷气。发誓一定要嫁一个最穷的人，不再要娘家的任何陪嫁。最后，姥爷满足了二姨的要求，把她嫁给了一个一贫如洗的好人，地主家的长工。也就是现在我表姐表哥的父亲，我记忆中的二姨父。解放前，二姨怕给娘家人丢脸，很少走娘家。解放后，二姨父是雇农，分得了原东家的房屋和土地，一家人苦尽甜来，大表哥还参了军。二姨儿女双全，夫妻白头偕老。
我对二姨的第一次记忆，是 1958 年，我放学回家的路上。只见迎面走来一位既像大姨，又像母亲的中年妇女，一直瞅着我看。心想，莫非眼前这位是二姨么？还没等我开口，她首先问我，“孩子，你是哪个村的，叫啥名字？”这时，我脱口而出“二姨”。她一把拉住我，眼泪扑簌簌的掉了下来。“孩子，你啥时候从南边回来的？你娘来了没有？”“来了，在家呢。”我非让二姨跟我一起回家。二姨擦了擦眼泪，答应从姥姥家回来，再到我家与母亲见面。我将在路上遇见二姨的情景告诉了母亲，母亲的眼圈湿润了。
第二次见到二姨是 1960 年春天。父亲想让三表弟做养子。但是，爷爷坚信坟地上的风水，说不会绝户。所以，三表弟在我家只住了一天，第二天就让二姨把三表弟接回去了。此后，直到二姨去世，再也没见过她。
四姨，是 1942 年大灾荒远嫁到黄河以南的（菏泽地区）。在我小的时候（也就是姥姥生病那次）与她谋过一面，但不记得她长啥模样。她去逝时，也只是五十六、七岁，与表姐、表弟也没有来往。
大姨父年轻时病故，膝下只有一子，大姨独自将其抚养成人。60 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母子二人去了东北。“文革”后，一家人回到了老家——李胥平村。因为李胥平离卞辛庄很近，所以，后来两家人关系密切。
舅父刘书林与堂舅刘书堂都是早期参加革命的。刘书堂、刘法尧、邵明理、贾鹰都是大名第七师范的同学。他们在学校就参加了共产党。我舅受堂舅的影响，也参加了共产党。解放军南下时，书堂舅随军走了。解放后，转业到贵州省，文革前任粮食厅厅长（文革后期病逝）。舅父没有南下，成了一名农村基层干部（村党支部书记）。1961 年生活困难（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为了全村的群众自己病饿死了，享年 46 岁。同年，姥姥也病故了，享年 76 岁。
当时，我与母亲在长垣县，没人通知我们，所以，也没有为他们送葬。后来，奶奶到了长垣才对母亲说起此事，母亲大哭了一场。之后，对我说起了关于舅舅的往事。
母亲说：“你舅没有南下是因为你姥姥。可是终了还是死在了你姥姥的前头。你舅太年轻了，不该死啊。如果当年南下走了，或许现在还活着。”母亲为舅父感到惋惜。
母亲说，抗日战争时期，舅父曾被日本鬼子抓到了马村炮楼上。每天妗子带着五六岁的表姐给舅父送饭。到炮楼附近，由表姐一人进去。表姐抱着一瓦罐玉米稀饭，就是舅父一天的饭食。地下党在炮楼里安插有内线，向组织汇报了舅父被捕后的情况，党组织决定设法营救。为了营救舅父，内线暴露了，只好与舅父一起逃走。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组织上不让舅父公开露面，直到抗战形势有所好转。这是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我讲的关于舅舅的事。以后，再也没给我提起舅舅和姥姥。我知道母亲难过，也尽量回避舅舅和姥姥的事。
母亲姐妹兄长共五人，四人先她而逝，只有她活了 81 岁。
我的两位姑姑
我的二姑，嫁于山东谢庄。姑父是一位本分的农民，以务农为生。育有三男两女，与我家关系甚密。
在我的记忆中，二姑经常住娘家，带着表弟和表妹。特别是大表弟小的时候，一住就是几天。在我的印象中，爷爷对表弟没有对我亲。我和表弟发生矛盾，挨吵的总是表弟。有一年春节前，爷爷到束馆赶年集，回来只给我买了一顶新帽子。没有表弟的。为这事儿二姑还哭了。奶奶还给爷爷吵了一架。爷爷还振振有词，说：“你的孩子也有爷爷，让他爷爷给买去！”这件事儿我记忆深刻。但不知是非，或许爷爷真的没钱了。
现在，二姑父已经去世，二姑健在，高龄 84 岁。
我的大姑命运坎坷，一生嫁了五个丈夫。父亲健在时，不允许大姑改嫁。其实，我心里很是同情大姑。大姑的第一个夫家，是山东毕屯的（比二姑家还近），也就是我的大表姐的父亲家。家境相对殷实。1941 年，家乡一带流行天花，大表姐不幸得了天花。性命保住了，但落下了一脸麻子。她的父亲和奶奶本不喜欢女孩儿，也不喜欢我姑姑。现在，表姐又成了麻子闺女，更讨人嫌了。所以，趁着 42 年大灾荒，索性将她们母女二人赶走（说什么家里没粮了养活不了你们了，各自逃命去吧）。就这样，大姑结束了她的第一次婚姻。
大姑从夫家只带了些细软，其他什么东西也没带，领着女儿回了娘家。
爷爷是个要脸面的人。女儿被婆家休了，肯定是女儿的错，是自己家教不严。所以，二话没说就将大姑嫁到了黄河南岸，一户贫苦人家（具体什么地方，我不清楚）。只知道第二任姑父是个厚道人，年龄比大姑稍大。因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所以他们很少到我们家走动。在我的记忆中，只见过大姑父一面。大概是春节后，正月初几，大姑父来我家拜年，带来了一条很大很大的黄河鲤鱼，如铡刀一般，足足有二三十斤。姑父是用车子推着来的。这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大的鱼了，所以，印象深刻。
1942 年大姑远嫁到黄河以南，18 年里是否回过娘家？我没有记忆。我见到大姑是 1960 年。大姑父因病去世，大表姐已经出嫁，二表姐随其叔父到东北谋生。三妹、四妹年纪尚小，随大姑第一次来到姥姥家。奶奶考虑大姑家里已经没有亲人了，回去生活上也没人照顾，干脆就甭走了。托人又给大姑介绍了一个婆家（前刘家）。当时，大姑 40 岁。
一年后，大姑生下了我的表弟。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前刘家的姑父又病故了。
年过四十的大姑，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两女一男，再次改嫁到河北省大名县姬家庄。姬家庄姑父是位退役老红军，单身，未婚。艰苦的战争年代曾多次负伤，现落下了浑身的毛病。虽然国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发有补贴，但一下子添了四口人，生活还是比较拮据。可是他很乐观。因为，从此有了儿女家室。一家人生活得很和睦，也很幸福。村里人对他们一家也比较照顾。
二十多年过去了，两个表妹相继出嫁，表弟也长大成人结了婚。可常年积劳成疾的姑父又病故了，享年七十二岁。大姑这时也年近七十。
姑父病逝后，表弟因防卫过当，误伤人命，被判处八年徒刑。媳妇也因此离了婚。家里只剩大姑一个人。这时，我爷爷已经去世，奶奶八十多岁，父亲离休在家。当大姑再次提出改嫁时，遭到了所有人的强烈反对。尤其是父亲，说啥也不同意。对大姑说：“你可以住娘家，可以住闺女家，住侄女家，就是不能再改嫁。若是再嫁，永远不许进娘家大门……”但是大姑还是背着所有的亲人，偷偷地改嫁了。直到 2000 年去世，再也没和亲人见面，享年 80 岁。（表弟出狱后再婚，定居青岛市）
大姑的最后一次婚姻，据说是我们村的一位邻居介绍的。嫁到了离我们村将近四十里的千口乡枣棵村。后来，听千口乡枣棵村的人说，大姑是知道了，我奶奶、我父亲和我大弟凤波都不在人世了，十分悲痛，大哭了一场，一病不起。病重时，也曾让那里的人打听我们。弥留之际，想见我们最后一面。但因没有我们的联系电话，所以没有找到。当时，我们姐弟和母亲都在濮阳市里，我母亲也正病着。
大姑仅病了短短二十天就与世长辞了。死后，与姬家庄的姑父葬在了一起。至此，终结了她流浪不幸的一生。
祖父的一生及他的姐妹
我的爷爷是位农民，一生以务农为主。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所以，长大后在农村也算是文化人，当过几年私塾里的先生。有一段时间，爷爷与邵明理的父亲同时在我们村里教书。张照祥、邵章立、代作舟、段青松、段之善都是他们俩的学生。后来，离开农村出去工作的人也只有邵明理、邵章立、段之善、段青松、张照祥和我父亲。
在日本占领时期，爷爷的公开身份是伪村长文书。因为，为鬼子办事不力，被怀疑是抗日分子，要抓捕爷爷。幸亏提前得到了消息（据点有内线），躲了起来，才免遭敌人的毒手。但是爷爷没法在家住了。因为我们村离炮楼仅四、五华里，所以被鬼子抄家后，就在共产党领导的县大队（属于地方武装）当书记员（会计）。当时，县大队的负责人叫梁先桥。他负责我们那一带的抗日救亡活动。所以，他对我们村里的情况比较熟悉。解放后，梁是南乐县一中的书记兼校长。
南乐沦陷后，爷爷的大部分时间是随县大队一起活动。日本投降后，我们村就解放了。爷爷又回到了村里。其实，日本占领时，我们村一直是抗日堡垒村。我们村没有国民党员，我们那里也没有国民党的势力，只有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
爷爷一生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但是，他支持父亲参加共产党，支持抗日，支持共产党的工作，拥护党的政策。他虽不是革命派，但他经受住了革命的考验。只是因为父亲不能在家，他不想再离开家了。用他的话说：“家里得有人种地，虽是几亩薄田，也得让它打粮食（地方语言）。革命的人要吃饭，抗日的人也要吃饭。”
国民党撤退前，共产党只能秘密地活动。当时，爷爷的同学大部分人都参加了国民党，也有人劝他参加，被他婉言拒绝了。在那种情况下，他能支持父亲参加共产党，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记得小时候，爷爷教我三字经、百家姓，还有珠算的九九口诀。记得爷爷的毛笔字写得很漂亮。每逢春节，村里人都找他写对联。他写的时候往往让我帮忙。我给他扯着对联，每写一个字，他都教我认读。他写的时间很长，我坚持不住，就找各种理由逃避。记得除夕晚上，爷爷在供奉祖先的桌上点着香，让我跪在地上磕头。然后，从衣兜里掏出几毛钱，说“明天你又长大了一岁，就更懂事了。”小时候与爷爷奶奶同住的日子里，每年的除夕晚上都是如此。爷爷也总是说同一句话。“明天你又长了一岁。”同时，给我几毛钱。现在想来那就是爷爷给我的压岁钱。但总是等我给祖先磕完了头，才给的。爷爷是在培养我不忘根本的品质和思想。
爷爷七八岁时，我的曾祖母病逝。曾祖父一人带着四个孩子生活。大姑奶十五岁、二姑奶十三岁，三姑奶才三岁。爷爷是曾祖父的全部希望。为了让爷爷在家族中出人头地，生活再苦再累也坚持让爷爷读书、识字。因此，爷爷就成了村里唯一识字的穷苦人。
听奶奶说，他们成婚时，爷爷才十三岁，她十七岁，三姑奶八岁。大姑奶、二姑奶已经出嫁。家里共四口人。
爷爷尊崇孔孟之道，三纲五常，对封建礼教忠贞不二。解放前的他，不允许自己的二姐丧夫后改嫁。所以，改嫁后的二姑奶从来没有回过娘家（那时，曾祖父已去世）。记得有一次，爷爷教我学数数，1、2、3、4、5。我说 1 是大姑，2 是二姑。1 是大姑奶，3 是三姑奶。爷爷听了非常高兴，并夸我长大后一定有出息。一定要供我上学。在爷爷正高兴的时候，我突然问：“二姑奶呢？”爷爷马上脸一沉，说：“死了”。我啊了一声，“死了？”“嗯。”我还以为真的死了呢。母亲告诉我，没死，是你爷爷不让她来，在东北呢。再后来，我才知道二姑奶改嫁后，随夫家闯关东去了。在东北一家人生活得很好，儿女双全。二姑奶曾多次向家里捎信，问爷爷能不能让她回娘家一趟？爷爷始终不答应。所以，我从来没见过她。据说，二姑奶 98 岁而终。
我的大姑奶丧夫后没有改嫁。虽然也是 98 岁而终，但是，我的三个表叔解放前都没有娶上媳妇，家里很穷。解放后，老大、老二结了婚，有了孩子。而我的三表叔始终未婚。三表叔年轻时也有他的意中人（章保、冬保同父异母的姐姐，名叫莲梅），但因家里人干涉，没能如愿。
三姑奶，因为家里穷嫁了个前面撇有两个儿子的丈夫做填房（后来长子过继了）。幸好，夫家和两个儿子对姑奶很好、儿子很孝顺。续娘家人丁兴旺，疼她从小没娘，对她很关爱，很亲。后来，她自己又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生活虽然清贫，但能过得去。和我们家关系很亲密。
三姑奶家是山东省冯家村的，离我们家六七里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61-1962），山东的政策较好，群众的生活比河南强。那时，多亏了三姑奶家的二伯父和表叔在生活上接济爷爷奶奶。记得每年春节前，他们兄弟几人凑一些粮、油、蔬菜、肉等物品送给爷爷奶奶过春节用。我很感激，心里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报答他们。后来，我在才丈中学教书，三叔、四叔的儿子要跟我读书，我欣然答应。因为，这是报答叔叔们的机会。
三姑奶性格好，脾气好，为人好，很良善，长得又漂亮。与儿子媳妇们相处和睦。她经常对我说：“你爷爷的脾气要是像我一样，家里什么气也不会有，他的脾气太躁了。”三姑奶也活了将近 90 岁，而我爷爷只活了 76 岁。爷爷在他们四姐弟中寿命最短。
因为爷爷的脾气不好，家里人除了我之外，谁都挨过他的吵。他发脾气时，只有我敢劝说他。其他人，劝他也不听。都说我是他的掌上明珠，但我也是他的遗憾。因为，我没有长成男孩儿。爷爷的心事我明白，所以，我发誓要做男孩儿能做的事。
我的奶奶，出身清贫，娘家是本村人（张氏家族）。她性格直率，对人不计小节，不爱生闷气。勤劳持家，辛苦一生。于 1990 年病逝，享年 91 岁。
我的父亲、母亲
父亲，1922 年出生，小大姑两岁，早年参加革命，十五岁就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母亲听舅舅说，当时，共产党处于弱势，不能公开活动，只能秘密地发展自己的亲朋好友。特别是有头脑，有素质的亲戚。而且，年龄越小越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当时，日本鬼子还没有占领，敌人指的是国民党。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而当日本鬼子真正占领后，国民党都已经全部撤退了。我们家乡一带，是由共产党秘密组织群众应付、打击日寇。所以在鬼子的每个据点、炮楼里，都安插了共产党员做内线。
由于家乡一带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处），解放前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日本人来了，国民党跑了。所以，日本投降后政权自然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因此，我们那里就成了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开展得比较早。父亲在家乡领导搞土地改革的事儿，我不记得，是听大人说的。
听母亲说，父亲在我两三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乡。是背着奶奶偷偷走的，父亲走后，奶奶还和母亲生了一场气，说是母亲把父亲给放走了。爷爷比较开通，说是工作需要，不让奶奶在家里胡闹。
在童年的记忆中，父亲不在家乡工作，在外地。只记得每到傍晚就盼着他回家来。那时的家乡，已经看不到战争的硝烟和战争造成的残垣断壁。也听不到了战争的枪炮声。看到的是人民安居乐业，重建家园，修复道路（抗日战争时，路都挖成了护路沟，一人多深），大兴农田的繁荣景象。所以，童年时代给我的印象，我的家乡并不穷。我的家乡很美丽，三季鸟语花香。
记得我家有个很大的枣树林，生长着各种枣树。其中，还有几棵红酸梨树、鸭梨树、面梨树、桑椹树等。每到秋天收获季节，家里房顶上、庭院里，晒满了大红枣。屋里的筐里，囤里，满是面梨、红酸梨等。院里院外堆放着大垛小垛的柴草。前院养着鸡、鸭、鹅、牛和狗，后院养着几窝蜜蜂。打麦场的周围长满了甘草。村里的小孩经常偷着挖了吃。家里人是不允许乱挖的（他们把场地都给挖坏了）。所以，白天常让我在大门外看守着，发现村里或邻村的小孩来挖甘草，就喊大人，将其赶走。
夏天，我与爷爷或奶奶在地里看瓜。瓜田里种着各种甜瓜和西瓜，还有豆角。瓜长熟了的时候，满地飘香，远远的都能闻到。秋天，与奶奶一起摘棉花、扫落叶……我感到童年很有趣、很幸福、也很快乐。我们的家，在村的最东头，南北东三面是树林。树林里住着好多鸟儿。村里那些较大点的男孩儿，在不上学的时候，就到树林里逮鸟儿。我也喜欢鸟儿。可惜，没人给我逮。我也逮不住。母亲就在房檐上给我掏小麻雀。一只还没有长毛儿的小麻雀，我将它喂大后，在放飞它的时候，它还恋恋不舍呢。飞走了，又飞了回来。但最终还是飞走了。我很怀念童年的生活，童年无忧无虑。
忽然，有一天爷爷收到了父亲的来信。说让我和母亲到他工作的地方去。开始，奶奶不同意，还流了眼泪。我虽然很想念父亲，但舍不得爷爷、奶奶。母亲也不愿意去，因为姥姥的身体不太好。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还是去了。是爷爷和表叔送的我们。表叔推着木轮子小车，像逃难的一样，走了几天才到父亲那里（河南省长垣县）。
记得，父亲在长垣县城北街粮食局工作。母亲有时候还与其他小孩的母亲，一块儿缝装粮食的大麻袋。再到后来，父亲调到水利部门，到乡里主抓水利工作。负责疏通河道，修路架桥。我和母亲还有妹妹随父亲到了乡下居住。
父亲是小南下人员。后来，调回长垣县帮助搞土改。在长垣县一待就是二十多年。“文革”后期，1975 年春，回到了南乐县。任城关人民公社社长。后改为城关镇，父亲是镇长。1982 年离休，落叶归根，回到了他曾经为之出生入死的家乡——卞辛庄养老。从此，结束了他从十五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政治生涯。期间，经历了四十五年的风雨历程。最后，回到了起点。
父亲 1992 年 12 月底，因患肺癌医治无效去世，享年 70 周岁。
母亲，刘秀真，长父亲两岁，1920 年生。她性格内向，外秀内刚，勤劳朴实，心灵手巧，贤惠善良。一辈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踩”，颇有大家风范。一心安于家内，不问世事。好像外面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与她无关。别人说好说坏，她都不发表意见。从来不干涉他人之事，包括我们姊妹的婚姻大事在内。只要我们自己高兴，她就同意。她每天早起晚睡，总有忙不完的家务。她也从来不让我帮她做家务，除非是我主动帮她干。母亲一辈子没与任何人拌过嘴，没有与人闹过矛盾和意见，是中国农村标准式的贤妻良母。但是，我认为母亲也是个不要强的人，一辈子安于现状。从来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什么，一切顺其自然。我常想，这可能与爷爷的家教有关。
因为，爷爷在家里是个独裁者（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有时候，我也当着面，开玩笑似的，说他是纯粹的家长式的专制代表人物）。在家里，绝对不允许别人有不同的意见。我模糊记得，有一次，爷爷与母亲生气（至今我不知道因为何事）。奶奶也不敢劝说爷爷。母亲气得绝食，一连睡了三四天，一口水也不喝。奶奶让我给母亲下跪，让母亲起床吃饭。母亲依旧不吃不喝。奶奶哭了，我也哭了，我哭着拉母亲。还说抱着我去跳井。我已经记不清是奶奶抱着我去跳井，还是让母亲抱着我去跳井了。反正是因为我，母亲终于起床吃饭了。也许，从那以后改变了母亲的性格。在我幼小的记忆中，爷爷对奶奶、对父亲、对姑姑历来是轻则吵，重则打的。我们姐弟长大以后，爷爷老了，脾气小了许多。
父亲去世后，母亲患上了骨质疏松症，常住在四妹家。在我家住的时间很短，我儿子的父亲虽不吝啬，但不是宽容大度之人。在临终前的一年里，住在小弟家。因为病情确诊较晚，补钙无效，于 2001 年 1 月 8 日（农历腊月十四）与世长辞，享年 81 岁。
大弟凤波，虽非父母亲生，但我们早已将他融入了这个家庭。1998 年春，因意外事故（触电）身亡。他早母亲两年故去，年仅 34 岁（1964 年生人）。母亲到去世都不知此事（瞒着母亲，说风波到外地打工去了）。
母亲的去世，对我的触动很大。可能是四位老人只剩下她一人的缘故。也可能是因为我快要退休了的缘故。本想，退休后再好好地侍奉她几年，以报养育之恩，尽儿女之孝。谁知，子欲养而母不在。母亲是在依然留恋人生之际，而匆匆离去的。岂不悲哉！所以，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的心仍在痛彻。
母亲的病逝，使我感到失落和凄凉。
经历了父母的病逝，使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使我深深体会到了亲人的真实涵义。体会到了父母对儿女付出的爱，儿女们都不能如数回报。就这样，一辈辈，一代代地繁衍生息下去。
两年后，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成了老人，彻底为人“父母”了。但是，每每想起我的爷爷、奶奶，想起我的父母，都会想起我的童年、少年、青年，以及我的半个多世纪的经历。我既感到幸福，感到快乐，感到欣慰，同时，心中还有一种莫名的、难于言表的伤感。
小学轶事
少年时代的我，是茫然的。说不清我是怎样上的小学。特别是一至四年级，一共换了五所学校。每转一所学校，都要适应一段时间。新环境刚刚适应，又要换学校。老是转学，转来转去，老师和同学的名字我都没有记住。我也不知道，当时父亲为什么老换地方。所以，我的学习很糟糕。尤其是算术课，升五年级考试加减乘除混合运算，我都不知道，应该先乘除、后加减。老师不给辅导，我也不知道问。父亲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我的作业本上除了少有的“✅”号，剩下的全是“❎”号。
1958 年的夏天，由于黄河泛滥，整个黄河滩区的人都搬迁到了大堤西岸。治水，是父亲的本职工作。当时，父亲忙得顾不上我们了。于是，让爷爷把我们接回南乐老家。
黄河发水之前，我与母亲、三妹仨人，在长垣县南岳集居住。一天下午，村里的干部强令所有的人搬迁。天黑之前，必须全部搬走，一个人都不许留。那时我和母亲已经好多天没有见到父亲了。当时也无法与父亲取得联系，所以，只好随村里群众一起转移到大堤西岸的铁路村暂住。由于匆忙，只带了主要的轻便贵重的东西。其他，什么也没顾上拿。如鸡、蛋、油、面、菜、馍等食品。第二天上午，一晌安然无事（黄河水没有出槽）。
下午，几个小伙伴约我，一起回南岳集家里拿东西。我们几个人谁也没告诉家长，就偷偷地跑了回去。我到家以后，转了一圈，看了看，也不知道拿什么东西好。到厨房拿了两根菜瓜，就和同伴说说笑笑、高高兴兴地往回走。全然不知道危险的存在。来回十几里的路程，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回来时，大约下午五点左右，天气晴朗炎热。我们每个人都是满头大汗，湿透了衣衫。当快到黄河大堤的时候，远远看见大堤的下边桥头处，由解放军战士围成了一道人墙。挡住了大堤上的人，不让大堤上的人上桥。堤上的人向前涌着，招着手。解放军一次次地将他们拦回大堤。我们听不见他们的喊声，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是照样走着玩着，更不知道母亲也在人群中。
当我们上了文明渠大桥，才发现桥下的水眼看就要淹没桥面。而且流速飞快。原来，堤上的人们是在喊我们，让我们快跑。同时，也听到了解放军战士急促的命令声。这时我们才拼命地奔跑。我刚爬上大堤，就被母亲一把抓住，她怀里还抱着三妹，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我回头一看，天哪！只见桥面已经被水淹没了。文明渠里的水，正向河岸溢出。不到五分钟的时间，眼睁睁的看着大桥被洪水冲垮。水如猛兽向东一泻而下。可是，在我们回来的路上还有好多人没有过来呀。我看见有的人被洪水冲走了，有的人慌乱地向高处逃避，还有的人爬上了树……解放军早已准备了橡皮艇，立刻顺流而下去营救。堤上，人们的惊恐声、呼喊声、哭声、吵声，交织在一起，一片混乱……我心想，好险啊！真有点儿后怕。
待母亲意识清醒后，狠狠地把我吵了一顿。命令我以后再不许乱跑，带着我回到了临时住处。后来，说起此事，母亲责怪说，怎么不知道把鸡蛋和香油拿来？就是把馍拿来也比两根菜瓜强啊！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目睹黄河发大水。几天后，听人说，南岳集的大街上都可以行大船了。我们家住的房顶都已被水淹没了。
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一直纳闷儿。文明渠里怎么会向外发大水呢？黄河明明在我们住的村东边，水怎么从黄河大堤下的文明渠里溢出向东流呢？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看到了文明渠的源头就是黄河。原来，我们居住在黄河与它的支流——文明渠的中间地带。
在铁路村没住多久，爷爷赶着毛驴车来了，把我们娘仨接回了南乐老家。在铁路村居住的日子里，包括爷爷的到来，及将我们接回老家这段时间里，我始终没见过父亲。可见父亲实在是太忙了。到老家后，我才知道是父亲给爷爷写了加急挂号信，爷爷收到信后，才来接我们的。
父亲寄给家的信，是奶奶收到的。由于当时爷爷没在跟前，奶奶就让村里的一位叫冯合林的年轻人读信。也不知道是父亲因匆忙写信漏掉了字，还是读信的人没有看清，反正是冯念完信对奶奶说：黄河发大水了，凤云被水冲走了。一霎时，村里人传说，凤云淹死了，她爹来信了。爷爷回家看了信，也没对奶奶说什么，害得奶奶在家哭了好几天。直到我回到家那天为止，奶奶才知道我没被黄河水冲走。说来也巧，当我坐的毛驴车快要进村的时候，我因急于回家见奶奶和二妹，就跳下车抄近路跑回家去了。谁知道家里没人，奶奶他们到大路口迎接我们去了。等车到跟前一看，车上果然没有我。奶奶立刻又嚎啕大哭，母亲还不知为何事。爷爷马上说，凤云抄近路回家了。奶奶这才破涕为笑。
家里没人，我马上从家里出来找奶奶。迎面碰见村里人，他们看见我也不说话。我觉得奇怪，主动上前搭话，说：“我是凤云，你们不认识我了？”他们这才恍然大悟，连忙大声喊着说：凤云回来了，凤云回来了。很快，西头李家村的人都知道我没有死，我回家来了。从他们异样的目光中，我猜测可能发生过什么事儿？
因此，小学五年级到六年级的上学期，我是在才丈完小就读的。在老家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经历了，1958 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伙食堂，以及 1959 年的大炼钢，土炉上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赶英超美运动时代。1960 年春天，由于 1959 年的丰产而没有做到丰收入仓，以及集体食堂的浪费，造成了粮、棉、油的紧缺（我清楚地记得 1959 年秋收的时候，玉米、棉花只有我们小孩去收，去摘，掉得满地都是玉米、棉花。有时候，晚上还让我们干。我们累得不行，也干不好。大人们都去炼钢铁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艰苦的日子开始了。
注：造成全国人民生活困难的原因还有：（1）个别基层干部浮夸，虚报产量，搞大跃进；（2）英、美、法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3）战后还苏联的债务；（4）全国大面积受灾等等。
六年级下学期（1960 年 5 月底），我又回到了长垣县。在佘家完小，六年级甲班学习。这个时期，我的学习进步很快，成绩优异。尽管 1 至 4 年级缺课很多，但在五年级的时候很快就补上了。我个人的感觉，是用了两年的时间，学会了六年的课程。我记得，升初中之前，佘家乡六年级毕业班进行了一次会考，我考了全乡第一名。班主任尚绪阁老师，让我在表彰大会上介绍学习经验。我心想，我哪有什么经验，简直是做梦一样。说实在话，我只是记性好。那时候的考试题很简单，“既不用发挥，又不用创造”，考卷上的题都是老师平时课堂上讲过的。要么就是课本上的例题和重点部分，没有现在所谓的发挥题，“奥数”及“脑筋急转弯”。我只不过是将老师讲过的和书上的内容，誊写到了卷子上罢了。我直率的说：“老师，我没有什么经验，是老师教的好。”尚老师听了很高兴。说：“我给你写份发言稿，你在会上照着念念吧。”我说：“行”。就这样，算是将这档子事应付过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或者说我的真正的启蒙老师，一是我的爷爷。二是我五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张宪清。他同时担任我们的数学课。他责任心很强，对学生要求很严。讲课思路清晰，言简易懂。经他点拨我脑洞大开。是他教会了我学数学。以至在后来的教学生涯中，我的很多教法和思路，也得益于他。他是山东人，“文革”中回山东老家教书去了，以后再机会拜见他。
在才丈完小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的学习成绩达到了顶峰。因为，在全乡同年级同学中，无论抽考、会考，我始终保持前一、二名的好成绩。老师和同学都宠着我。因此，在 1960 年 5 月份，我要转学回长垣县时，才丈完小的校长董文忠，说啥也不同意。为了转学的事儿，爷爷还与他吵了一架。但他始终没给办理转学手续。临走时董校长还对我说：“那里如果不让上学，你就马上回来。”（父亲是佘家公社社长，小学就设在佘家村，学校就没给要转学介绍信）
在长垣县佘家乡佘家完小（六甲班）学习的几个月里。我记忆犹新。同学和老师都喜欢我，我没有陌生和孤独的感觉。很快融入了班集体。我的班长，叫佘新民，他年龄大我五岁，已婚。是我心目中的大哥。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一篇作文能写一万字。我不能。当时，作文让闯万字关，我始终没有闯过。在六甲班，我的年龄最小，同学们都拿我当小妹妹，对我特别友好。这与班主任尚老师的教育有关。记得第一天入班时，尚老师给全班同学讲话，说：“同学们！今天我们班来了一名新同学，是你们的小妹妹。班里的每个同学，都要关心她，爱护她……”尚老师讲完，我给大家深深地鞠了个躬。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可是，尚老师万万没有想到，我竟是个爱动、爱玩的学生。他见到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好你个小判儿没眼儿，瞎鬼儿！”当时，我不懂尚老师说的啥意思，就去问同学。她们都笑着问我，知道啥叫小判儿吗？我说不知道。知道小鬼儿吗？我说，听说过，但没见过。她们哄堂大笑。说，小判儿、小鬼儿不都是传说中的鬼吗？我忽然明白了。没有眼睛的鬼可不就是瞎鬼吗。原来，尚老师嫌我贪玩，常乐呵呵的不知愁啊。其他的同学都在为升初中发奋攻读，抓紧复习功课，而我却像没事儿人似的，甚至还在自习堂上看课外书籍或小说。（当时，我还偷着看《红楼梦》、《三侠五义》、《林海雪原》）可是，我也挺纳闷的。六年级的课本，从头到尾都能背下来了，不知道同学们整天趴在桌上干些什么呢？
现在想来，当时我 12 岁，记忆力特别强。六年级的课，我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各门功课的主要内容，我都能一一背诵下来。复习提纲上的题，看一遍就能记住。有时，老师在堂上读着题，下边我就做完了。实在是因为没事儿干才玩儿的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少年时的记忆如石板上的雕刻，老年时的记忆像流沙上的脚印”。
小时候我还有个特长，那就是特别会爬树。不管是什么样的树，我都能够上去。有一次，我还背着三妹（连义）爬到树上。（当时在武邱集上居住，那棵树离公社机关大门很近）上去容易，可下就难了。抱着三妹说啥也下不来了。怎么办？只好喊人。让人先将三妹接下去，我才下来。事后挨了母亲一顿训斥。
这就是我背着妹妹上树的故事。
中学时的记忆
中学时代的我，是优秀的，也是困惑的。六年级升初中，我是全优。升入的是长垣县第五中学。校址就在佘家完小的南围墙外。1960 年佘家五中共招收了 4 个初一年级班，我是第一名（当时我并不知情）。入学那天，五中的老师和知情的同学都给我打招呼。还有的对我指指点点，我感到奇怪，不知为何？（后来，我才知道了）
初一上学期，搞教材改革试验。至今，我也没弄明白，到底是什么教材。数学，好像是函数。反正大家都听不懂，学不会，我也同样。这时，我感到自己已经步入了知识的深水区，不小心，可能会遭灭顶之灾。幸亏，第二学期就废除了实验教材，换成了统一的常规教材，及时挽救了我们那届学生。从头学起，三年的课程，两年半学完，并顺利地升入了县一中的高中部。1963 年全县共招收了 90 名学生（高一，10:1 招生），分成了两个班：高 21 班、高 22 班。
我感到从小学到中学，不仅仅是年龄的变化，也不只是知识难易程度的变化，而是质的变化，是人生意识的转折。人的思想复杂了，看问题全面了、深刻了。同学们之间相处，不像小学时代那么单纯了。不管是女生之间，男生之间，都要小心翼翼地去相处，去交往。因为，男女生之间，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道看不见的鸿沟和屏障。
初中和高中我都是班里的学生干部。高中二年级还是校学生会里的学习部长（学生会主席：马胜太，王克厚），但都不是主要职务。可我也不记得尽什么职责。也就是说，老师和同学们给我了一个在领导岗位上锻炼的机会，我也没有把握好。所以，走向社会后，始终不愿做政治工作。再就是，由于父亲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和磨难，深深地刺痛了我，使我不愿从事政治工作。青年时期有两次从事行政工作的机会，都被我推辞了。坚持在教育工作岗位上干了一辈子。
中学时代的我，也是荣幸的。我完整的读完了初中和高中的课程。中学六年，实际在校八年（因文革又延长了两年），有幸结识了影响我一生的挚友。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培养了我们深厚的感情和友谊。使我们患难与共，至今还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关系。谚语说，当你的草垛着火的时候，认识了你真正的朋友。
初中三年，正值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国家非常困难，全国人民都在过苦日子。包括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和他的家人在内。记得 1961 年春天，学校取消了体育课和课间操。下课后，同学们都在院里晒太阳。我们初一年级，本来招收了四个班。升初二的时候砍掉了三个班，只保留了一个班。（通过考试成绩好的、年龄小的留了下来），编为初二年级第十班。长垣县第三中学，第二中学，都减少了规模。第四中学、第六中学、第七中学、第八中学全部都砍掉了。（后来又恢复了几处中学）
注：目前，在濮阳市工作、退休并定居的：朱英杰、王爱良（于 2006 年 2 月突发脑溢血故去）、尚国政都是十班同学。车淑英退休于长垣县经济委员会，定居于长垣县城里。齐秀莲于安阳市公安局退休，定居安阳市。王训智现任河南省政协常务副主席，主持省政协事务工作。
初中升高中是 1963 年的夏末秋初。那年的天气极不正常。5 月份，小麦快要成熟的时候，连续降了将近半个月的霪雨。大片大片的小麦倒伏了。收割时减产一半以上。年底，也就是 1964 年的 1 月，农历腊月。高中一年级的上学期末，放寒假前，又接连下了几天的大暴雪，交通中断。期末考试完，已经是腊月二十八了。家离学校近的同学，二十八下午都踏着雪回家了。只剩下我们为数不多的离家远的几十名同学。
第二天，就是农历腊月二十九，还是阴天，但没下雪。没有交通车，七十里的路程只好步行。清早起来，我们到食堂草草吃了早饭，就赶紧上路了。
一出长垣县城，大风呼啸，举目望去，白茫茫一片雪原。分不清哪是路，哪是田地。雪浅的地方也没过膝盖，深的地方只能爬过去（被风旋的）。风旋的雪岭有一人高，七十里雪路举步为艰。冬天，本来白昼就短，再加上阴天，如果不是白雪映照，估计天已经黑下来了。可是我们才走了不足三分之二的路程。同路的同学越来越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已经与我们分道扬镳了。到最后，只剩下我、朱英杰和吕素荣三人了。我心生恐惧，但没哭。她们俩人吓哭了。
其实，我们三人也不能同路到家，只是大方向一致，都位于县城的东北部。三家相互还离几十里路呢。当时，我虽然心里害怕，但表现很镇静。壮着胆儿，脑子里在积极的想办法。我知道，我们仨人无论如何不能再分开了。分开走实在太危险了。所以，我说：“咱们拉开点儿距离走，万一有谁掉到井里，另俩人可以避免。还可以想法营救。今晚我们三人都到一家去吧。这里离后师家村最近，我们到后师家村，师桂民家住一宿，明天再各自回家（师桂民：初中同学，没考上高中）。”她们同意了我的提议。就这样，我们三人直奔后师家村而去。说是“奔”，不如说我们是连滚带爬地向前赶。当时，我的脑子里闪现出另外几个同学的影子。他们分别是王爱良、王爱重、师文礼、赵青旺、何玉清，他们应该和我们同路。他们哪里去了呢？同时，也想到了尚国政（他与朱英杰一个大队，没有升上高中，服兵役去了）。我没问英杰，她肯定也会想他们。特别是吕素荣，她一定会想到于华一（她自己村的人，比我们高一届，是高中二年级 19 班的同学）。因为，我们三人，确实处在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可笑的是，彼时我竟然还能想到小说《林海雪原》，想起了毛主席诗词里描写的北国风光。眼前大地上的一切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一片银装素裹。但是，并不妖娆。因为，我们耳边响着电线杆上的电线和杨树上的枝条被风吹出的凄厉的呼啸声，像狼嚎。
到后师家，已经是晚上了。家里人正准备睡觉，听见叫门声急忙开门一看，呀！简直是从天而降的三个雪人。得知我们是从早上走到现在，心疼得大娘赶紧招呼家人，给我们做饭、烧水、抱柴烤火、换衣服……我们的裤腿里、衣袖里都是雪块，内衣湿透了。吃过饭，我们洗脚睡觉。桂民姐和大娘为我们烤了半夜的衣服。她们一家人的热情招待，使我们感觉像是到了自己的家里。实在太累了，我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醒来后，朱英杰、吕素荣已经走了。我不晓得她们是否吃过早饭。我沉睡了好久，快到中午了。醒来起床，胳膊和腿都不听使唤，动弹不了了。记得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起了床。大娘早已把饭准备好了，和昨晚的一样，都是为过春节准备的好吃的食物。我浑身疼痛，但归心似箭，吃过饭赶紧回家，到三义村已经是除夕的下午（大年三十下午）。
家里人早已猜到我是住在后师家了。因为，从县城到三义村，后师家是必经之地。所以，昨天没有到家，他们并不着急，反倒将我数落了一顿。说大过年的，放了假还不赶紧回自己家，还在别人家住一天。我心里委屈，但没与父母争辩，没做解释。
从那以后，我觉得心理上成熟了许多。知道了危难之际只有积极地去想办法，才能化险为夷。在人生的道路上，或许这是迈出的第一步。父母的责怪，我能理解。是盼我回家帮助家里，家里需要我。
那次经历，我们三人都深深地记在了心里，刻在了脑海。直到现在，英杰还不断地提起此事。
值得一提的是，初中毕业升高中，我们班的升学率在全县最高，达 50%，考上 23 名。到高中分到了两个班（其中李化南考上了省重点高中）。与我关系比较好的车淑英、王爱重、王训智、何玉清等几名同学分到了高 21 班，其他的是 22 班。尤其是朱英杰还是与我同桌、同床。
高中第一学期，由于客观环境和心理环境的改变，不自觉地放松了学习（心里适应期），期末考试成绩一般。对于一直保持优异成绩的我来说，简直是当头挨了一棒。所以，心情郁闷，情绪有所波动。
第二学期一开始，我决心抛开一切杂念，集中精力以崭新的面貌投入学习。坚持每天晚上睡觉前将当天的功课像过电影一样过一遍，然后入睡。三年坚持如一日。但是，整个高中阶段的成绩，还是仅保持在班内前十名，从来没上升到前三名。这使我懂得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道理，知道了自己的实力。再没有骄傲和优越感，只剩刻苦和努力。
“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句话，一直是我青年时代的座右铭。所以，至今可以自豪地说，我从没虚度年华。上学时，我刻苦用功；工作时，我敬业恪守，认真负责，全身心地投入。但我也有遗憾。最大的遗憾，不是学习和工作不努力，而是没有把握住更好工作的机会。我的胆小和不自信限制了我的表现。现在想来，我这一生缺少了勇气和胆量，而不是才智。现在，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就仕途来说，我不是个成功者。但是，我自认为是名好教师。常想，如若来世为人辈，还执教鞭登讲台。
“文革”中的父亲
1966 年初，修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但是，7 月份没能顺利地升入大学。1966 年的 6 月份，中央文件“十六条”下发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此，厄运伴随我和父亲度过了十年。十年啊！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十年的岁月，十年的辛酸，十年的苦楚，不堪回首。人，一生中能有几个光鲜的十年呢？
“文革”结束，我已到了而立之年。
待平静下来后，我曾想记述十年的坎坷，十年的遭遇经历。但转念一想，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又何必刻意去回忆，翻出那些令人不高兴的往事呢？我八年的同窗、同桌、同床的好友，相见不相识，似敌人。有的好友毅然离我而去，有的悄悄地走了，没有一句安慰的话，从此天涯海角。试想，我是何等的孤独和无助？她们决心要与我这个“黑五类”子女划清界限，分清阶级。我又何必去连累他们呢？所以，我也悄悄地走了，回到了我的出生地。从此，不再与任何一位同学联系。我要让自己永远消失在她们的视线里。
直到十八年（1985 年）后的一天，他们突然找到了我。但我好像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好像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来的。但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当时想，再相聚可能是三四十年之后的事了。谁知，天地之大，世界又如此之小，我们又见面了！
濮阳市成立了，我的几位同班同学来到了濮阳。因为当年，我有太多的伤心和委屈，不想与他们相见。但后来，转念一想，那是个特殊的年代，非常的岁月，诸多原因，不能全怪他们。一切都过去了，一切也都结束了。我劝自己还是用宽容的心态来对待那些不寻常的事吧！我接纳了他们。
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之所以被人称谓十年浩劫，十年动乱，是因为，当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农村田园荒芜。是因为，运动走偏，背离了“十六条”精神。是因为，群众被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分子利用。被蒙蔽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根本分不清斗争的对象和目标。那时的林彪已经是党的副主席，毛主席的接班人。全国人民都尊称他林副统帅。他表现出异乎寻常地尊拜领袖，将毛主席神化。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知道后批评他，说我的话一句就是一句，怎么顶一万句？林彪预感到情况不妙，就抢班夺权，谋杀毛主席。阴谋未遂，坐飞机仓皇出逃了。飞机燃油耗尽摔死在蒙古国内。
接下来是四人帮分子，同样打着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幌子妄图掌控国家政权。为达其目的不择手段污蔑陷害老一辈革命家。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都没有幸免。结果，彭德怀、贺龙元帅，刘少奇等人都被迫害死了。全国何止这些呢？
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派。上行下效，一时间，全国各地，各级政府揪出了许多小的走资派。我的父亲，是当时最小的走资派。
在我看来，彼时有些人近乎疯狂。尤其是那些平时有点小毛病，犯过小错误，挨过领导批评的人，以及别有用心的人，借着运动搞打击报复，或以极左的面目跳出来充分表现自己，企图捞点儿政治资本。他们的口号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岂止是拉下马，还要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不得翻身。
身边突然出现了那么多的走资派，反革命，太可怕了，太不可思议了？大多数人疑惑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需要抓革命促生产了。基层那些没有历史问题的小走资派，陆续都被解放了出来。我的父亲是有历史问题的走资派，所以一直没有被解放。
我清楚的记得，开始批斗父亲牌子上写的是“走资派李俊修，大酒缸，大酒坛李俊修”。到后来再批斗时，牌子上写的就成了“反党大叛徒李俊修”了。父亲纳闷了，问“我什么时候成叛徒了？”批斗他的人告诉他，“你的人事档案中有‘脱党叛党’的结论”。这回父亲真的懵了。从来不知道自己档案中有脱党叛党的结论。叛党的依据是出卖八路军的枪支，和参加国民党的会议。这更让父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接下来就是对父亲长期的批斗、关押和漫长的调查。
在关押期间，父亲经常陪着长垣县委书记张立木挨批斗，坐飞机，挂牌子，戴高帽子游街。不批斗时就让写认罪书。父亲直喊冤枉，感到天大的委屈，想不开，吃不下去饭。多亏张立木书记的开导，父亲才熬了过来。张书记安慰父亲说：“老李，不要怕，我是大叛徒，你是小叛徒。我没事儿，你就没事儿。事情早晚会弄清楚的。”
后来，专案组派人到南乐县进行了八次调查，每次同一个人说法都不一样。没办法，用当时的官方说法“先挂起来”。就是问题搞不清楚了，也不再批斗了，当一般干部抓生产去。
就这样，父亲不清不楚地被了起来成了悬案。我也因此成了另类人的子女，失去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资格。原来与我要好的同学、朋友与我渐行渐远了。但同时我也结识了真正的朋友。
我相信父亲，坚信父亲是被冤枉的。当时，我年龄小，涉世不深，对这些事还没有应对的能力。要帮助父亲洗清冤屈，必须得找到有力的证据。可是证据又在哪里呢？我很茫然。我首先想到我的爷爷。我要回南乐老家，找爷爷，找与父亲早年一起工作过的老人了解情况。
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我只身一人，多次骑自行车日行一百多公里，往返于长垣与南乐之间。有一次，刚上南乐县城墙，一阵大风将我连人带车刮到了两丈多深的护城沟里。我欲哭无泪，欲求无人，非常无助。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自行车从沟里拉了出来。
根据爷爷提供的线索，我几乎访遍了我们周围所有的村庄。如马村、才丈、吕村、张胥平、孟家、闫庄等地方。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弄清了父亲所谓“叛徒”问题的真相。原来，是别人的一场猜测与误会。但却害了父亲一生。
说到底，是父亲早年得罪了本村的两个人。一是代善久，由于土改工作对父亲产生了误会。二是张照祥，心存嫉妒和报复，但是父亲全然不知。我是在与他们多次交谈中察觉到的。因为张照祥说的与父亲档案中的一份外调材料非常一致（我的同学王爱重托人打听到的，知情人只告诉我外调材料内容，但没告诉我被调查人姓名）。父亲一直以来特别相信张照祥，多年来，也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尽管当时我才 19 岁，但直觉告诉我，我的判断没错。父亲所谓的“叛徒”问题，就是出于张照祥的一份证明材料。一是说父亲出卖八路军的枪支。二是说父亲参加过国民党专员丁书本召开的会议。（我肯定那份外调材料就是张照祥出的）
我将自己的猜测和看法对爷爷讲了之后，爷爷大吃一惊，因为，张照祥一直是爷爷最信赖的学生。父亲更是始料不及的。
这时，父亲已被关进了“牛棚”，家人不能与他随便见面（注：当时称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为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关押的地方统称为牛棚）。爷爷让我马上返回长垣县，让我想尽一切办法转告父亲。让他向组织提供能证明他 1936 年至 1937 年全部工作情况的知情人。父亲想到了他的最早领导人贾鹰。当时，在村里叫贾得财。河北省闫庄人，距我们村三里路。
共产党在我们家乡一带开展工作，从 1935 年就开始了。当时，活跃在我们家乡的共产党人是：刘书堂、刘法尧、邵明理、贾得财等。他们是从河北省大名县第七师范学校回乡发动群众参加革命的。在冀鲁豫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了几个党支部。据我后来所知，当时的支部有胥平支部（我姥姥家）、马村支部、吕村支部（刘法尧家的村）、卞辛庄支部、闫庄支部（贾得财家的村）。后来，又发展了才丈支部。（注：才丈支部成立较晚是因为才丈村国民党员多）
1938 年前，父亲归闫庄支部领导。他的直接领导人是贾得财。父亲是一名地下交通员，负责党的秘密联络工作，与其他支部的具体工作没有直接联系。尤其是不让父亲与我们村党支部发生任何联系。主要是怕发生意外，一般都是单线联系。父亲做交通员时才十五岁，还不是党员。所以，贾也算是父亲的革命导师。
由于工作的需要，1938 年以后贾鹰调离了基层，父亲转到了吕村支部。因此，与贾鹰失去了联系。（注：“文革”前，贾鹰任河北省邯郸地区地委书记）。后来父亲又转到了才丈支部，仍然负责联络工作。才丈支部的负责人王保山，介绍父亲加入了党组织。
日本占领南乐县城后，国民党政府逃跑了。刘法尧任南乐县共产党的第一任红色县长。抗战全面爆发后，刘法尧在沙区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内黄沙区）。王保山带病参加了战斗，回到家病情恶化不久病逝。父亲也参加了那次战斗。王保山病逝后，才丈支部的工作由杨秀岭负责。文革中我也曾走访过杨秀岭。杨对我说，你父亲绝对没有问题，他没有被日本鬼子抓住过怎么会有叛变的事呢？
杨还告诉我，父亲后来调到区里工作。并作为抗日骨干分子派到县里参加战斗培训一月，等等。也没有说过父亲出卖枪支的事儿。从此，我知道了父亲是抗日骨干分子，没有被捕叛变的事。坚信了我的判断，父亲是被人冤枉了。可刘法尧、王保山都已经去世，还有谁能证明父亲 1938 年前的具体工作情况呢？我和爷爷都陷入了苦恼。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爷爷对我讲起了家乡的斗争史。南乐沦陷前夕，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很快。已经开始公开活动了。共产党员的人数已经远远超出了国民党员的人数，双方处于明争暗斗的态势。正值抗战全面开展，国民党在才丈村，组织成立了抗日动员委员会。共产党在我们村，成立了抗日救国委员会。（以下称动委会，和救国会。才丈村距我们村三华里，很近）两党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和好评，都在积极采取一些有效措施，都在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当时一般国民党员，并不了解蒋介石的真正意图。他们也做了一些抗日救国的好事。也是真抗日。这时家乡还未被日本占领，只是经常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爷爷说，日本的飞机飞得很低，从下面都能看到飞机里的人，有时飞机擦着树尖掠过。日本人来了以后，国民党全跑了。少数没跑的国民党员，绝大多数是抗日的，是共产党争取的对象。
日本占领南乐县城以后，成立了伪政府。那些伪政府里的人基本上都是共产党的人。暗地里都是抗日的。共产党的活动虽说暂时转入了地下，但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南乐县武装大队。各村成立了武装民兵组织，并发有枪支弹药。民兵们经常配合敌后武工队、八路军，及八路军游击队对日作战、运送伤员和抗战物资，民兵同时也配合县大队除汉奸，拔据点等等。各村支部还负责藏匿八路军伤员和军需物资。爷爷说，因为我们这里是平原不好隐藏，所以，村与村之间都挖成了一人多深的护路沟。（我小时候还没填护路沟，1958 年修公路才填平了）
爷爷还说，我们这里，日本鬼子三里五村拉网式修筑了炮楼据点。我们村周围不超过八里地，就建了四个炮楼。并对我讲了，他是怎样跟鬼子周旋。明里给鬼子办事，暗地里抗日。又是怎样被鬼子发现了破绽，被鬼子抓捕，家里被鬼子查抄，奶奶被打，被迫搬家，他也只好到县大队当会计等等。讲到这里，爷爷话锋一转，说：这个时期你父亲在区里工作很少回家来，他到底是如何出卖的枪支？出卖的又是谁的枪呢？爷爷一头雾水，我更是一无所知。只有让父亲问清楚专案组的人了。
几经周折，我终于见到了年仅 45 岁、但被折磨得已经显得苍老憔悴的父亲。我将打听到的情况，和与张照祥的谈话告诉给了父亲。让父亲问问批斗他的人，把什么枪出卖给了什么人？等等……当父亲得知是把抢出卖给了土匪，土匪头子叫二德臣和梁风来以后，心里有了底。
影响父亲政治生命的两个人
二德臣
二德臣何许人也？二德臣，男，父亲的发小。
我们村，老辈儿人称它西李辛庄。因离卞辛庄很近，后又称卞辛庄西头李家。解放后，统一更名：“卞辛庄村”。
卞辛庄村，共分六个生产队，西头李家单独为第六生产队。原来统称卞辛庄大队，现在改为“卞辛庄村民委员会”。村基规划后，完全成为一个自然村了。
我们西李辛庄很小，也很穷，才十二三户人家，没有地主和富农。父亲小的时候有一个玩伴，与父亲同岁，姓张，名德臣。因排行第二，村里人都叫他二德臣。张家二老，为人忠厚，老实，育有一女三子，家境贫寒。长子外出打工，老二老三年幼在家。未出嫁的女儿名唤金凤，年龄最大，是老太太前夫的女儿，不是张家的亲生。
二德臣，虽出身贫寒，但他从小生性顽劣，不干正事，见财起意。年龄稍大，竟在我们村附近拦路劫财。爷爷说，有一次，二德臣截住一对儿走亲戚的母女，她们手里只有一块儿家里织的粗棉布，他给她们夺了过来。正巧被在地里干活的爷爷看见了（爷爷正在锄地）。跑过去大声呵斥他，吵他，让他将布还给人家。开始他不干，爷爷要用锄头劈死他。他害怕了，不情愿的把布还给了那母女二人。当时二德臣只有十二三岁。这件事儿发生之后，村里人都斥责他，教育他。告诉他，这是土匪行为。让他以后不要再干这种坏事儿了。他的父亲知道后也非要打死他不可。而后他非但没改，反而还越来越变本加厉了，屡屡劫路。日本鬼子占领时期，二德臣已经长大成人了。但他还是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儿，不务正业。但是，在我们村儿没有发现他有同伙儿。
一天傍晚，二德臣伙同孟家村里的梁凤来（孟家离我们村二里地远）二人，突然找到卞辛庄村党支部书记代作舟，向代借枪（梁凤来是代作舟的表弟）。代作舟说没有枪。他们二人又到张照祥家里，找张照祥借枪。张照祥特别害怕。一是与他俩关系不熟。二是听说他们常干些土匪勾当，三是刚藏起来一部分枪。况且，二德臣还诈他说，“文学说你有枪，让我们用用吧”。当时，照祥的父亲也在家里，严厉地训斥他俩，说：“文学说照祥有枪，你让他来借”。他们二人没借到枪，很没趣地走了。（文学，是我父亲的乳名）之后，他们俩人既没找我父亲，也没有再找代作舟和张照祥的麻烦。这件事过去之后，代作舟和张照祥二人也没找我父亲证实。父亲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发生在何年何月何日。这就是父亲将八路军的枪支出卖给土匪的真相。
张照祥
张照祥，男，父亲的同学，同志，战友，同村人。早期参加革命，与父亲同岁。抗日战争时期，是卞辛庄村党支部委员。解放战争南下时，因不服从南下命令，脱离了共产党。与他同时脱党的还有支部书记代作舟。脱党后，他们成了辛庄村的普通农民。从此，没再入党。全国解放后，张照祥是南乐县委招待所的一名会计，普通非党员干部。58 岁因突发疾病去世。
二德臣、梁凤来二人找代作舟和张照祥借枪的事儿，父亲一无所知。代、张二人多年来也没和父亲提过此事。
三十年过去了，文革中突然冒出了父亲曾经出卖过组织上的枪支、叛党投敌的事儿。红卫兵让父亲老实交代犯罪事实，父亲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交代就挂牌子批斗，游街，不让吃饭，不让睡觉，坐飞机等等。父亲精神压力很大。我千方百计地想弄清事由原委。所以，再次找到张照祥。
这次，张照祥对我说的很清楚。他的原话是：“第一，支部藏枪的第二天土匪就到我家里要枪。第二，你父亲 1938 年曾参加过丁书本召开的会议。这两点都值得怀疑”。这是张照祥在南乐县招待所，他的办公室里对我说的原话。
是的，父亲档案里的叛党投敌的材料，都是张照祥写的。再次证实了我先前的判断和猜测。可是，谁又能推翻张照祥的这些证明材料呢？文革时，二德臣早已死了，但梁凤来还健在。我想到，找梁凤来证实一下。可当我找到梁凤来时，梁根本不承认与二德臣一起找张照祥、代作舟要枪的事儿。更不承认自己是土匪。孟家村里的人也都说梁不是土匪，没做过坏事。那么代作舟呢？他能证明自己的表弟是土匪吗？他只能说，不记得他们借枪的事儿。（注意：照祥说的是要枪，代作舟说的是借枪，所以问题就朦胧了）。就这样，父亲所谓的投敌、出卖枪支的事儿，文革中成了无头案。按当时的说法，搞不清的问题，先“挂起来”。就这样把父亲挂了起来。父亲成了有疑案和悬案的人。不再批斗，可以使用，但不重用。属于当时没有被“解放”的、有历史问题的干部。
因为，我将打听到的关于贾得财的消息告诉了父亲，所以，“文革”后期，长垣县专案组根据父亲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在邯郸地区当地委书记的贾得财。但他早已更名贾鹰。贾鹰证明：一，当地没有土匪队伍；二，卞辛庄党支部藏的枪是区上临时放在那儿的，两天后如数取走了，没有损失；三，文学不可能知道此事。文学当时属于交通站的人。他们之间都是单线联系。这件事不可能存在，等等。（这些证明材料，是我通过关系打听出来的）。父亲后来也见过贾鹰，证实了这些。
按理说，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贾书记的证明应该是能说明一切问题了。但是，由于张照祥的死证，由于五十年代的历史结论，“脱党叛党”。父亲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一直拖着，从 1966 年拖到 1987 年，拖到父亲从长垣调回南乐，拖到濮阳市成立以后，拖到父亲离休，拖了整整二十一年。
二德臣之死
关于二德臣的死因，是张照祥告诉我的。（我是根据张照祥所说的记叙的）张说，二德臣不是个安分守己的农民，可以说，他是地痞，社会渣滓。跟着好人学好，跟着坏人学坏。二德臣的姐姐金凤，由于生活所迫被继父卖到了日本炮楼里，给皇协军头头当了姨太太。（那个人是天津人，日本投降后，回天津了，没带金凤）
有一次，村里为八路军存放了一批织军装的棉线。结果，炮楼里的皇协军得到了消息，出动人马把村里挨家挨户搜了个遍。没搜着。但在向外运送时，在前刘家村北，还是被炮楼里的皇协军拦截了。这笔账，当然要算到二德臣的头上。张照祥说，二德臣已经不是一般的坏人了。已经走上了出卖人民的利益叛国投敌的道路，成了汉奸。决定除掉他。
一天晚上，让其他村的民兵，将二德臣绑架到山东与河北相交地界，秘密地枪决了。同时被处决的，还有一名姓张的人。（照祥叫那人三爷，说是父亲的三舅）当时，村民们的抗日斗争觉悟很高。体现出的感情，就是爱国和叛国的感情，抗日的感情。人们与日本鬼子斗，与汉奸斗，与皇协军斗。其他，没什么感情。国民党全逃了。共产党在敌后组织群众抗日。照祥说，杀他们，就是把他们当做汉奸杀的。也是为了杀一儆百。让那些想当汉奸的人，也有了顾虑，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处决了他们之后，他们家的人连尸骨都没去收，就地掩埋了。也没有人去落实，那件事到底是不是他们干的。只是分析着是他们的作为。因为，他们从小不干正事儿，这种事儿也只有他们能干得出来。所以，就这样把他们给结果了。这就是二德臣之死。
所谓的脱党叛党
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三个月不参加组织生活、不缴纳党费，就视为自动脱党。如果仅按客观条件而论，父亲确实三个多月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1942 年，家乡大旱，地里颗粒无收，村里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外出逃荒了。父亲拿了母亲出嫁时的一些衣物，到德州换钱，买粮食。结果卖的钱，被与父亲同去的远房亲戚（父亲表姐的小叔子）偷去了。他还偷了店里的东西。父亲无钱付店家的食宿费，店家不让走。（实际是让店家扣押了）。再说，父亲也没有了回家的盘缠钱。只好给店家打工抵债，挣回家的路费。同时，爷爷奶奶带了姑姑也逃荒去了。家里只剩母亲一人。母亲在家眼睁睁的等着盼着父亲，可是两个月过去了，仍然杳无音信。到同去的亲戚家问情况，结果偷父亲钱的人也没有回家。他们家里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这样，母亲在家里心急如焚地等着，盼着。米糠、野菜都没得吃，只能吃树皮。母亲说，村里仅有的没外出逃荒的几个人，隔三差五的都有人死去。后死的人，都没人去埋了。母亲当时怀着孕还常帮着埋人。埋人的坑，挖得很浅。刚能盛下死人，情景很惨。
三个多月以后，父亲回来了。到家后，马上向组织详细汇报了去德州的经过。并且提供了在德州的证明人。通过组织调查，又恢复了组织关系。这就是父亲脱党的缘由，但是父亲并没有叛党。
那么，何来父亲叛党之说呢？这个问题，还得让张照祥来解释。
文革中，第一次我去找张照祥了解父亲过去的情况。他首先提供给我的一件事儿，就是父亲未经组织批准，私自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大会。会议地点：濮阳专署，会议主持人，濮阳地区专员丁书本。当时，我一听说此事，感觉父亲确实有问题。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参加敌方的会议呢？
但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如果上世纪五十年代，仅根据这个问题，就给父亲定为叛党，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因为父亲参加丁书本的会议是 1938 年前，去德州脱党，是 1942 年。难道说，先叛了党，又脱党吗？
据爷爷回忆，1937 年的初冬，日本人进驻南乐之前，正是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时期。父亲还不是党员。共产党还处于秘密活动时期。让父亲参加会的王登营村长，是无意间遇见了父亲。对父亲说，区里让每个村去一个人到濮阳开会，并且有补助，是讲抗日的事儿，不如你去吧。父亲回家给爷爷奶奶说了一声就去了。是专署组织召开的全民动员抗日大会。但还没等会议开始，日本的飞机就将会场轰炸了。参加会的人四处逃散。会议没开成，开会的人也没人管了。父亲独自回了家。这个问题，张照祥当时很清楚。一，丁书本不知道父亲是何人；二，王登营也不清楚父亲的身份；三，王登营自己也不反对共产党；四，丁书本召开的是抗日动员大会，不是反共大会，怎么能说明父亲就叛党了呢？岂不是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再说，后来父亲入党难道组织没审查？
据父亲说，他回来后，将去濮阳之行告诉了他们。张照祥他们才知道的。所以，在 1953 年的运动中，将此事扯出来无非是有意给父亲罗列莫须有的罪名，张照祥是别有用心的。
如果说，张照祥的作为是别有用心，那么，长垣县当时专案组的人，又是何居心呢？
据我的同学王爱重说，父亲档案里的结论，确实是“脱党叛党”。结论上没有父亲的签名，只盖了父亲的方形大印章，那是父亲做人事工作时的办公用章。印章不是父亲盖的（父亲有枚私人的小印章），那又是谁盖上去的呢？当时，结论为什么不与本人见面？不让本人签名，而只盖章呢？这不符合组织原则啊！父亲那枚办公用的印章，又身落何处了呢？这些问题像一个个谜团，困扰着父亲。我听说后，又气又急，又无奈。
父亲多次找领导诉说此事，领导答应运动后期解决。可谁又能体会，仅仅四个字，压了父亲三十年未能升迁的心情呢？现在，父亲走了。不知他带走了多少遗憾？
张照祥也作古了，比父亲早走了十二年。虽然，现在尘埃已经落定，一切都清楚了。但我每想到此事，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和忿慨。
南下的考验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之后，我们家乡就解放了。
日本投降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矛盾日趋恶化。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动用上百万军队全面围剿共产党。全国亿万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力抵抗。尤其是敌后的人民，艰苦抗战八年，决不允许蒋抢占抗日的胜利果实。不到两年时间，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大军势如破竹横扫大江南北。解放区政府为了支持解放大军南下，从基层选拔了两批有工作和战斗经验的年轻干部随军南下。包括地方武装。我们家乡，第一批南下人员直接参加了野战军。如刘书堂、邵明理、赵培林、张照祥、代作舟等人。但是张照祥、代作舟二人，一是恋家，二是怕死，偷偷留下来没走，所以，就成了“弯腰”脱党之人。（“弯腰”是指当时那些南下抗命的人脱党了）
我的父亲是第二批南下人员。老辈人说，父亲是小南下走的。父亲他们的任务，是在新解放区建立新政权，巩固新政权。打土豪，分田地，搞土改。父亲先到封丘县，后又调回长垣县。从此，父亲由农民变成了一位国家干部。但是父亲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淳朴、憨厚和忠诚的性格。只想到为党工作，从不想向党索取。临退休组织上指名给他涨工资，他还把指标让给年轻人。
南下，对父亲来说也是严峻地考验。他是家中三代单传的独子。那时，只有我一个女儿还在襁褓。奶奶死活不让去，工作做不通，父亲就背着奶奶偷偷地走了。听母亲说，奶奶知道后，与她和爷爷大哭大闹了好几天。还牵涉到我姥姥，怨姥姥没劝母亲留住父亲。
土改工作也是你死我活地斗争。地主武装不断枪杀土改工作队员。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工作队遇到的都是暗枪。后来，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反抗无义，他们有所收敛。工作好做些了，就一个队员进驻一个村庄。
小时候，我曾听说过土改时父亲夜半捉鬼的故事。地富分子想阻止土改工作，夜深人静时扮成“鬼”想把父亲吓倒吓跑。不知父亲天生不信鬼，不怕鬼。结果，人把鬼捉住降服了。土改工作也因此得以顺利开展。
“文革”改变了我的初衷
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改变了我的人生轨道。也改变了我的理想。
“文革”中，我与全国所有的中学生一样下乡了。那时，称我们为“知青”。根据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
1968 年 7 月离校。秋天，回到了我的出生地——南乐县福堪乡卞辛庄。在下乡劳动期间，1970 年底，从事了教育事业。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当时，没有工资，只有工分。工分也没有男教师的多。男教师一天按 10 分工计，而我是女的，一天只计 8 分工。后来，我拿了劳动部门关于同工同酬的文件，才给我按 10 分工计算日工资。这样一年下来，我相当于一个整壮劳力的收入，能养活自己、贴补爷爷奶奶。一年后，每月又增加了六元津贴费。生活宽裕了，我和爷爷将堂屋维修了一下。又垛了院墙，盖了二门儿。还给奶奶垒起了煤火炕。这一下爷爷高兴了，说虽然是孙女，但也不亚于孙子。春天，我又买了些树苗儿，将房前屋后的空地都栽上了树。使破落多年的家又出现了生机。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六个年头，也就是 1972 年。我由一名下乡知青，成了一位正式的人民教师。因为文革尚未结束，转正时，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极左势力的竭力阻挠。当时，多亏了县长郑玉纯和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振江力排众议，我才得以及时转正。（郑玉纯从长垣县调来南乐县，他清楚父亲的问题。王振江是才丈村王保山的儿子，王保山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
客观的说，我在教学工作中是刻苦认真、精益求精的。我关心爱护学生，努力提高教学技能，深受学生和学生家长的爱戴。同时，也受到了学校领导和同行们的一致好评。所以，在群众推荐，即兴演讲这两项，在全乡有资格转正的民办教师中，我独居全票，是第一名。当时全乡只有三名转正指标。第二名是赵副朝，第三名是赵铁存。当然还有第四、第五名。如果我被排除在外，第四名就上了。名次出来之后，马上有人得到消息。说卞辛庄代善久，举报李凤云的父亲有历史问题，不宜转正。县教育局将我的情况上报县委后，县委令教育局派人调查取证。来我们村调查取证的人是李连营。他通过全面访问，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发现问题。（注：李连营是后刘家村人，李玉生的父亲）
据知情人士透露，郑玉纯县长在审定会议上讲：“老李（指父亲）的历史问题，本来就不是个问题，解决是早晚的事儿，不能再影响下一代。”当时，正是文革期间，两派势力斗争非常激烈。以郑玉纯为首的是“保守派”，以王振江为首的是“造反派”。如果不是我们家与王振江家的特殊关系（李、王两家四世世交），郑玉纯的话是不容易被对立面造反派所接受的。再说，王振江是南乐县造反派的负责人。我们村代善久也是造反派。所以，王振江的意见举足轻重，可以说是一锤定音。用福堪乡杨守义乡长的话说：“王振江、郑玉纯二人历来意见不合，怎么在李凤云的问题上就这么一致呢？两个人不谋而合，都给我打招呼。让我按时上报李凤云的转正材料。”
注：当时还是福堪革命委员会，杨守义是革委会主任。因王振江是福堪乡的人，所以，福堪乡的政权掌控在造反派的手里。保守派的势力相对较弱。福堪乡保守派的总负责人是张银芝。
就这样，我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我感激郑、王二人，没有在我的问题上相互拆台。我也因此成了文革中第一批由民办教师转正的公办教师。
一时，我忘掉了“文革”给我带来的不快和烦恼，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工作中去。不计报酬、不图名利、只为了证明和实现我的人生价值。我的教学效果很好，得到了县、地两级领导的认可和好评。但我懂得，一个人不能占尽所有的风光和荣誉。懂得高处不胜寒的道理。所以，1974 年、1975 年有两次升迁的机会我都主动放弃了。1974 年县委宣传部长李申找我谈话，让我担任县教育局副局长，我没接受。1975 年福堪乡领导，通过乡教育组负责人申华玺给我捎口信儿，问我愿不愿意到县妇联当副主任。我说“不愿意”。这让现在人看来，我真是傻到家了。但我从来不后悔。即是现在我回忆起来，感觉当时我的选择也是明智之举。还有，就是 1973 年春，我忽然接到知青分配工作的通知。因为我已经转正，所以没去报到。知情的人都说我傻。因为文革中教师并不吃香，也可以说连理发的都不如。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总称为：知识分子臭老九）并列在一起。文革中学生斗老师是常有的事儿。那时的学校，城市是军队管、工人管。农村是贫下中农管。学校的校长不叫校长了，叫召集人。
1974 年全国的大专院校开始复课了。我又失去了到大学深造的机会。当时兴推荐上大学，被推荐的都是工、农、兵学员。我已经转正，不属于推荐对象，自然排除在外。但主要原因，还是根子上属于“另类”。即使让去，也只能占“可教子女”的指标，人数很少。再说，我也不想去争取那种指标。恢复高考后，我觉得机会来了。我要通过自己的真才实学，实现自己的理想。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谁料，领导不批准我参加高考。眼见一批批同龄人进入了高等学校，我却被挡在了大学门外，心里难受极了。再次感到失落，心情一下子又跌入了深渊。
后来，尽管经过多次培训和进修，达到了专科水平，但与我当初的愿望和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我的理想是上重点大学，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当一名高科技人员，或者做一名医生。然而，环境改变人，时势造英雄。由于环境的改变，使我的人生轨道发生了改变。真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为，偏离了预设的人生轨道，只好重新审视人生。重新设计现实的人生蓝图。最终，将自己定位在了人民教师的岗位上。从此，开始了四十年的教育工作生涯。
归宿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有了自己的归宿，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我的家虽不完美，生活中虽有磕磕绊绊，但有亲情的纽带和基础。是爷爷奶奶促使了它的诞生。这也是爷爷从小疼爱我的又一具体表现。在别人扼杀它的时候，是爷爷给了我有力的支持和力量。所以，我要终生守护它，直到生命的尽头。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家，是人们遮风避雨的港湾。有了家，我也从此了结了终身大事。
1975 年春，父亲从长垣县调回了南乐老家。我们全家人都回来了，没留一丝牵挂。从此，别了，让我伤心怀念的第二故乡。
我刚从长垣回来的那几年，因父母、弟弟、妹妹还在那里，我常有一种孤独、寂寞和失落感。我的魂，有一半留在了那里。白天或劳作，或上课，都安然心悦。但一到晚上，一闭上眼，却又是另一个世界。每每梦里的情景，让我心酸，让我心碎。我不想回味，但又要去回味。那种感受无法言表，无人倾诉，而是默默地承受着。心，像被撕碎般的苦。
另一半是落叶归根感。回到老家心里踏实了许多，心里觉得安全了。有了小时候的感觉。在长垣的二十年像做了一场梦，忽然梦醒了，眼前的才是真实。一切重新开始了。
我的教育工作，始于南乐县福堪乡才丈中学。才丈中学地处农村，距我们家二里之遥。那里没有城市的喧嚣与繁华，也少了一份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虚荣。它清清淡淡，平平静静的。我在那里工作、生活了十年。
十年，我的两个儿子在双方父母的帮助照料下长大了。我的教学技能也提高了。当时，月工资 35 元人民币，虽然很低，但在农村还能过得去。
1979 年 2 月 16 日，爷爷患了两年的中风病（脑血栓），离开了人世。5 月份，我的同事告诉我说，在南乐县教育局，看见了我的调令，我没在意。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要调离才丈中学。也没听丈夫说起此事。当时，我的牵挂还是父亲（爱喝酒），爷爷奶奶年迈，弟妹幼小。再加上婆母曾患有中风病，而且家中常有闲气。所以，我没给领导提出要调走的事儿。领导怎么突然给我下调令了呢？直到放麦假的时候，我才知道事情的缘由。原来，南乐县要调丈夫回南乐当县教育局长。地区教育局和濮阳师范不放人，所以才给我下了调令。而南乐县教育局又压下我的调令不通知我，也不放我走，就这样双方僵持着。是走是留，全取决于我们夫妻二人的态度。我和丈夫权衡再三，决定放弃县教育局长的位子，双双到濮阳师范当一名普通教师。一来是我们的特长，二来有利于培养两个儿子。所以，于 1979 年 9 月我调到了濮阳师范。后来，到师范附属学校，继续担任初中的物理课，并担任初三年级毕业班的班主任。但是，每年的暑假，我都要带着两个儿子回南乐老家。尽管交通不方便，但是为了双方的老人，我必须赶回去帮助老人干活儿。主要是拆拆洗洗做针线。虽说辛苦，可心里高兴，生活很充实，无怨无悔。
在濮阳师范附属学校教书的十年，是我工作进步最快的十年。教学成绩显著，是我的黄金年龄时期（32 至 42 岁）。是我人生辉煌的十年（1979—1989 年）。我入了党，提了干。彻底甩掉了由于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造成的精神压力，和笼罩在心头的阴影。我彻底解放了，自由了。但最大的安慰，还是我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和不挠的精神，终于解决了父亲文革中没能解决的问题。
父亲无大儿，爷爷无长孙。身为长女，我做到了身后没让他们留下更多的遗憾。
1983 年濮阳市成立了。在肥水沃土的中原大地上，短短二十四年，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了一座新兴城市。什么“文明城”、“旅游城”、“卫生城”等等。一个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应运而生。一排排、一栋栋楼房林立。外地人没想到，濮阳人也看得眼花缭乱。先由农村变成了石油城，又由石油城变成了濮阳市。二十多年变来变去，又变生出许许多多的故事。我在故事中的升、降、喜、怒、哀、乐，构成了我的人生进行曲。
濮阳市成立后的 1989 年，我由义务教育改做幼儿教育。在濮阳市市直幼儿园副院长的岗位上，一干又是十年。庆幸的是，1998 年终于有机会晋升了中学高级教师职务，终于名副其实了。虽然同时提升为幼儿园的书记，但我在意的是我的技术职务。它代表着我这个中学教师的教学能力。五年后的 2003 年 10 月，我退休了，年 56 周岁。
2003 年 10 月退休后，还在继续发挥余热。继续在工作岗位上耕耘。先后扶持起几所私立幼儿园。如慧中幼儿园、金兆幼儿园、希望幼儿园、蓝天幼儿园。工作之余，我常常想到他人。但更多的，还是剖析自己。我愿自己永远活在别人心中。同时，也将别人永远珍藏在自己心里。这就是我六十年的经历，六十年的故事，今后的故事将是平静的，不再有波澜。
尾声
人生多磨难，几十年一瞬间。蓦然回首，已过花甲年。人生，不管有多少遗憾，多少无奈，地球都不会因此而倒转。时光也不会倒流。活着的每一个人，都在一天天走向自己的墓地。我也是。我常想愿平静地离去，像秋叶那样静美。
今生，活得很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孤立无援。我曾有个哥哥，长我五岁，属马的。如果他活着，我的重负应该是他的责任。但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几天，就匆匆地离去了。人死要比活着容易得多。
几十年的经历，使我看透了周围的人和事。也深深体会到了人生的无奈。我和我的同学都分别走上了自己的人生轨道。有的飞黄腾达，有的默默无闻，有的平淡无奇，有的富有，有的清贫……但最终都会脚落平地步入黄泉，画上等号！
离开长垣县四十年了，但我没有忘记它，常常回忆。梦里，曾多次寻找熟悉的黄河和巍宛的黄河大堤。寻找故乡情。那里的水，那里的地，养育了我。那里有我洒落的思念和美好的回忆。那里的人，那里的村庄，那里的一草一木，都赋予了我特殊的意义和感情。我永远忘不了。
后续
（一）
我是沧海之一粟，微不足道。我像一棵普通的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但在春绿时，阳光下，也曾为社会做出过贡献。暮秋时，还有枯草造沃土，发挥余热。我没有别人羡慕的高官厚禄，也没有家财万贯，但却有儿孙健全。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八口人之家。两个儿子、两个孙子，而且儿长孙大。可我心里始终没从娘家走出来，我心中的家，仍然姓李。段家，在我心中似乎没有打上太深的烙印。我想为李家光宗耀祖的思想根深蒂固。但我知道，段家，才是我的归宿。“段李氏”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我的墓碑上。这是今世，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
幸亏，现在我有了小弟凤杰，并有了小侄李朋远，他们使我看到了李家今后的希望。我放心了，欣慰了。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如若在天有灵，也应欣慰了。
（2008 年 8 月）
（二）
长弟凤波已去世十五年，弟媳刘素寡居在家。膝下一子三女，都已成家。侄儿李国辉，中专毕业，于宁波市就业。现有一女尚在襁褓中。
（2013 年 4 月 21 日）
工作简历
1954—1960 年 小学。（南乐、长垣两地）
1960—1968 年 初中、高中。（长垣县）
1968 年 9 月 下乡（1970 年当民办教师，1972 年 10 月转正）。（南乐县）
1970 年 1 月—1979 年 9 月在南乐县福坎乡才丈中学任教。（南乐县）
1979 年 9 月—1989 年 9 月在濮师附属学校任教。（濮阳县）
1989 年 9 月—1995 年 1 月调濮阳市实验幼儿园，任副园长。（濮阳）
1995 年—2003 年 10 月调濮阳市市直幼儿园，任副园长，书记，中学高级教师职务。（濮阳）
2003 年 10 月 退休。（濮阳）
2004—2005 年 在慧中幼儿园，任园长。（濮阳）
2005 年 9 月—2008 年 8 月 在希望幼儿园，任园长。（濮阳）
2008 年 8 月—2008 年 11 月 在蓝天幼儿园，任园长。（濮阳）
2008 年 12 月至今赋闲在家养老。（濮阳市文华苑）
（2013 年 4 月 24 日）
李氏先祖分支图
注：
一、远祖名字不详，无据可考。
二、四伯父李保成，曾与我的家人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与他熟悉。其他三位伯父没见过面。二伯父去世后（三位伯父皆逝于东北），二伯母带着李月儿姐改嫁。月儿姐嫁于河北省大名县北堤上。姐夫姓朱，小名二牛（大名不详）。从国民党海军部队投诚到共产党部队，退役后回北堤上务农。
三、李清平的兄长儿孙众多，但第四代，只有李月儿一女继后。
四、李得水无子嗣。
五、李金龙定居上海，子嗣不详。
六、李殿卫，无子，有李香兰、李香云两女传后。
李氏宗祠有李清平一支传承子嗣。近祖李清平，祖母李门魏氏。曾祖父；李永振。曾祖母；李门李氏，娘家是山东省榆林村。
李庭久之女，嫁与白家，原籍济南。白李氏之子定居山东临清，下有两孙。白立成为长，弟名不详。重孙白金殿无子嗣，白金龙子嗣不详。长孙白立成，解放前携妻至河南省南乐县卞辛庄村定居。1947 年添一子，名白金殿。解放后添一女，名白贵兰。白贵兰嫁于本村张门，子嗣兴旺，三子一女。
（2013 年 4 月 24 日）
近祖生平
我小时候，爷爷供奉的三世宗亲是李庭久、李清平、李永振。爷爷从未对我讲过他们的生平。仅在每年除夕晚上，让我给他们的灵位叩头。现在爷爷故去了，成了我们的近祖。
祖父：李书勲，生于 1903 年，属兔。逝于 1979 年 2 月 16 日（农历正月十九），享年 76 岁。祖父幼年读过几年私塾，成年后，做过私塾里的私塾先生。抗日战争时期作抗日工作。日本投降后在家务农。
祖母：祖母娘门姓张，本村张氏家族。生于 1899 年 8 月，属猪。逝于 1990 年 1 月 27 日（农历正月初一），享年 91 岁。农村妇女，没有文化，一生务农持家。
父亲：李俊修，生于 1922 年 6 月，属狗。逝于 1992 年 12 月 27 日（农历十二月初五，即腊月初五），享年 70 岁。早年参加革命，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生死考验，忠于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风雨如晦四十五年。功成不居，官位卑微（科级）。于 1982 年 6 月离休，归回故里。
母亲：李门刘氏，名刘秀真。1920 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孔胥平刘门，逝于 2001 年 1 月 8 日（农历十二月十四日），享年 81 岁。家庭妇女，解放初期，上过识字班，但未脱盲。终身务农，操持家务。
养子李凤波：出生于张门，排行第七。上有四姊二兄，张家父母皆为农民。凤波出生于 1964 年 11 月 13 日晚上（农历十月十日），生母当即身亡。第二天，1964 年 11 月 14 日将其抱养，起名随其李姓。凤波初中毕业后，就业于南乐县林业系统（林业局下属单位）。二十世纪 80 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他是第一批下岗工人。下岗后自谋生计，国家未发任何补贴，单位也未给办理下岗手续。因去长垣县武邱乡北嘴头村张家，办理外出打工事宜，在其长兄家里，意外触及高压电，不幸身亡。凤波卒年 1998 年 4 月 12 日（农历三月十六日）。享年 34 岁。
大姑：李环，1920 年生人，逝于 2000 年，享年 80 岁。
二姑：李曾环，生于 1924 年，嫁于山东省莘县谢庄，逝于 2012 年 7 月 28 日（农历六月初十），享年 88 岁。
（2013 年 4 月 24 日）
v1.0 手写初版完成于 2008 年 8 月
v1.1 手写版第一次修订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
v2.0 初次整理电子版于 2014 年 1 月 25 日
v2.1 二次修订电子版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
微信扫一扫吼~
